普洱茶因普洱府而得名，但在古普洱府附近的寧洱、思茅、墨江等地極少有三五百年以上的古茶樹，今天將揭開謎底！

　　據《普洱府志》載：清•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普洱設元江分府，調元江通判駐防普洱，轄十三版納。清·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清政府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“改土歸流”。清•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朝廷，請求增設普洱府獲准，9月17日設普洱府。轄六大茶山、橄欖壩及江內六版納（普洱、思茅、普騰、猛旺、整董、猛烏、烏得）。同年，將普洱通判移駐思茅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轄一縣三廳（寧洱縣、思茅廳、他朗廳、威遠廳）。民國二年（1913）4月，裁府、州、廳，統改為省、縣兩級製，普洱府撤銷，歷時184年。

　　古代茶、鐵、鹽等都屬於國家專賣產品，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。普洱府設立有180餘年的歷史，在鞏固西南邊疆統治的同時，也為朝廷管控著當地產出的茶葉、食鹽等物資。在古代的普洱府下轄的寧洱、思茅兩座以管理專營茶葉的古城，在方圓百里範圍內很少有古茶樹，寧洱縣僅有一片很偏僻的困鹿山皇家貢茶園；思茅區只有一片二百餘畝的茨竹林村老安寨古茶園，屬於晚清朝廷管控弱化時期種植；墨江也只有迷帝古茶園樹年稍大些。寧洱、思茅、墨江都非常適於茶樹生長，但沒有保留下較大的古茶樹，是古代沒有種茶？還是某種原因毀了古茶？

　　很多資料中都記載在普洱府附近曾經有一定規模的茶山。清政府於雍正七年（1729）在思茅設總茶店，由官方壟斷茶葉銷售，並將新舊商民全部驅逐。他們“重稅於茶”，“清戥重稱”，“多買短價，擾累夷方”， 官府的盤剝更猛於虎，導致了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的大暴動。

　　茶葉過去作為普洱府衙的主要稅收來源，但四通八達的茶馬古道、山澗小路，各地茶農私自販賣交易茶葉，給朝廷管理茶山帶來不便。一邊是重稅盤剝，一邊是當地茶農偷逃稅收，於是官府採用按茶樹多少、大小來收的“茶樹稅”。“茶樹稅”和“茶葉稅”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，“茶樹稅”可謂是一勞永逸、旱澇保收；“茶葉稅”是交易過程徵收。事實上“茶樹稅”成為重複徵收的課稅，這樣即便是茶農自用也需交重稅，茶葉的收入遠不夠交“茶樹稅”，不堪忍受重稅的茶農進行了大規模暴動，但在當時清政府高壓政策下，當地茶農不敢進行武力反抗，只能採用毀掉茶山、砍掉茶樹這種最簡單、直接的方式，也是一種無奈的“自殘式”反抗。

　　通過此舉，使官府在管理茶山、茶交易、收茶稅等更為方便，減少了茶商私自倒賣茶葉的條件，達到對周邊茶山的“堅壁清野”傚果。同時採取另一項“屯墾種茶固邊”的特殊政策，引入大量內地商人和茶工，在勐臘、勐海等地種茶，具彌補了普洱府周邊茶農毀茶後的稅收損失，也鞏固了清朝的邊防。這種捨近求遠的政策，使朝廷“茶官局”所使用的“茶引”製、貢茶製得以推行，在數百公里的茶馬古道上所設的多道關卡發揮了最大作用，使思茅、普洱等古城內的茶葉交易實現利益的最大化。我認為沈重的“茶樹稅”才是古普洱府周圍沒有古茶山、古茶樹的主要原因。